如皋育婴堂的故事
如皋育婴堂的故事
过去，育婴堂是地地道道的慈善机构，我有个堂叔是从如皋育婴堂抱回来的，小时候，我曾听他讲过育婴堂的那些旧事。
如皋育婴堂 幼婴逾千人
如皋育婴堂创办于清康熙年间，最初设在北门露香园。乾隆年间，迁学宫东南。嘉庆年间又迁移至武定桥西南之崇正书院原址。咸丰至同治年间，徽州籍数名程姓人士来如经商，他们经营有道，积累较多，乐于奉献。同治三年（1864）程王氏捐款购买育婴堂东房屋一所，改建成宿舍13间，廒房厨房5间。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程王氏又捐送堂东吴宅房屋1处，改建成宿舍8间，厨房1间。光绪年间，因婴儿增加，宿舍不够，典进高家巷东首李姓住宅1所，称为“外堂”。
如皋育婴堂拥有可观的田产，大多来自富户的逐年捐赠。咸丰以前，育婴堂收养婴儿160余名。堂内奶妈20名左右，每人月工资1100文。同治年间，经过整顿，育婴堂公信力显著提升，婴儿增至1300多名。堂内幼婴除当事人直接送入的，还有栟茶、李堡、海安等地接婴堂转送的婴儿。堂内奶妈50余名，人均月工资1600文，外加3斗大米；农村奶妈领回家哺养，每个婴儿给铜钱400文，如细心照料，另加赏钱100文。民国初年，因物价上涨，货币改革，奶妈工资亦随之调整提高。
育婴堂收养的孩子多数是贫穷人家无力哺育的婴儿，也有少数是父母不愿抚养的私生子或是先天残疾的孩子。育婴堂来者不拒，并在门口墙上开了个小洞，夜间有人在里面值夜，以便随时接受从洞中送入的婴儿。所有初生婴儿分别由奶妈哺乳。断奶后，另有干妈照料。常有无子女之家到堂抱领婴幼儿。我堂祖父因家中只生育了一个女孩，就到育婴堂抱养了一个男孩，这个男孩就是我的堂叔。无人抱领的孩子则在堂内食宿，上学读书或学习手工，长大后自食其力。婴儿均有名无姓，以“育”字排行取名。
知县周际霖亲撰60字对联
清同治二年（1863）贵州贵阳人周际霖任如皋知县，上任不久，即委派绅士康焘为育婴堂董事。周际霖亲撰60字对联制版悬挂于育婴堂大厅之上，联云：“子不子，亦各言其子，委而去之，是可忍也，熟不可忍也？先王斯有不忍人之政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，比而同之，有以异乎，曰无以异也！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。”康焘任董事后尽心尽力，兢兢业业，革除弊窦，制定新章。收到婴儿，由堂发给回照一份，以免送者途中抛弃。延请内、外科医生常驻堂内，随时诊治患病婴儿……。因此，人们称赞康焘为“康大善人”。光绪末年，“康大善人”无疾而终。康焘病故后，由马锦繁（字晋轩）、王小竹等继任。民国18年（1929）4月，奉省令，慈善公益事务应归统一，江苏各县均设立救济院统一管理各种慈善机构，故如皋县遵章设立救济院于育婴堂内。沙元榘（字士度）、姚代耕先后任院长。育婴堂负责人由救济院委派，先后有于志文（此人后为汉奸，曾任伪如皋县知事）、明伯常等充任。
于志文任育婴堂董事期间，曾包征屠宰税，征税机构就设在育婴堂内。同时县政府因教育经费不足，将僧道经忏拨给教育局征收，以资补助。郭镇瀛（字子将，浑名郭橐，南乡郭家园人，曾任上海南洋公学文科教习，因“墨水瓶事件”回如）对此集句撰联以讽之。联云：“育婴堂附设屠宰税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；教育局代征经忏捐，未能事鬼，焉能事人！”
名中医轮流坐诊育婴堂
育婴堂虽有比较完善的章程与管理制度，但由于有的婴儿进堂时就患有疾病，加之堂内一个奶妈喂养几个婴儿，乳水难以满足需要，或者疾病传染等原因，婴儿死亡率比较高。倘若遇到管理人员不负责任，甚至克扣贪污，婴儿的死亡率更是可想而知。
清末至民国年间，如皋育婴堂常年聘请著名中医坐诊育婴堂。受聘驻堂的医生先后有濮厚哉、姜焕亭、陈蔼堂、黄兴楼、吴慕陶、严昌庭等，他们都是当时如皋著名的中医。清末民初，小儿痧痘流行，育婴堂特聘请扬州擅长治疗小儿痧痘、惊疳及其他疑难杂症的郑汝谦吴克谦、朱慕谦（有扬州儿科“谦”字门之称）来如皋坐诊，在群众中产生较大影响，社会上也有不少人将婴幼儿送到育婴堂问诊。
日军侵占如皋 育婴堂愈办愈糟
民国27年（1938）3月，日军侵占如皋。育婴堂一度无人主管。稍后，伪县知事于志文派其子于再人当上救济院长。于再人是个有名的“大少爷”，颟顸无能，只知吃喝玩乐。育婴堂愈办愈糟。其后，卢郁周继任救济院长，此人是包揽词讼的劣绅，依附于志文而谋得此职，伪为慈善，实质从中渔利。其时，育婴堂的地租难以收取，仅靠捐赠，婴儿逐渐减少，至民国33年（1944）仅剩婴儿10余名。救济院将设在东门外的残废院并入。至此，具有270余年的如皋育婴堂闭歇。（程太和 ）
